海边的烟花一直没有停下来。一朵接着一朵，红的、金的、蓝紫色的，全都争先恐后地挤进夜空。

  你转过头，对我说了句什么。我只看见你的嘴唇动了几下。第一声炸响吞掉了开头，第二声盖住了结尾，落下来的火星又把你的神情照得模糊不清。

  “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  你没有立刻回答。

  那时你手里还攥着从护身符里取出的平安玉。你母亲说过，那两块玉是一对，一块给你，一块留给将来要与你相伴的人。海风从我们中间穿过去，吹乱了我刚被汗水压平的毛。你低头看了看掌心，最后只是把那块玉重新收回护身符里。

  “没什么。”你说，“烟花太吵了。”

  “是啊。”

  我看着那块玉重新消失在护身符里，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误解了此前所有的暗示。

  “那就回去吧。”我抢在你再次开口前笑着说，“再晚该叫不到车啦。”

  你看了我一会儿，最后点了点头。

  明明只要再问一次就好了。明明我敢在同学聚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自己的秘密，却没有勇气追问一句被烟花盖住的话。

  我想，大概是因为那一刻太好了。好到我生怕多问一个字，它就会像手里的手摇花一样烧到尽头，只剩下一根又黑又细的铁丝。

  在那之前，你刚把我的海景垫在下面，又将自己画的两个吃冰棍的人压在上面。两张画重叠起来时，我们像是真的一起坐在海边，脚下是潮水，头顶是烟花，手里还各有一根永远不会融化的冰棍。

  “这是我们共同画的。”你说过。

  随后我们把两张纸一起夹进速写本。你伸手替我压平了翘起的一角，它们就那样紧紧贴着，仿佛本来就该是一幅画。

  后来我们推着摩托车离开海边。车上挂满烈烈家送的干货，塑料袋被风吹得哗啦作响，像还有一串小烟花跟在我们身后。走到能叫车的地方，烈烈父亲也开着饭店的小货车赶来接你和摩托。我打的车很快来了，你先替我拉开了车门。

  “到家发消息。”

  “知道啦，未乾老师。”

  “还有，别忘了画。”

  “你也别忘了联系编辑。”

  “不会。”

  我们都笑了。那辆车开出去很远，我回头时，你还站在小货车旁，剑齿虎高大的轮廓被路灯拖出一道很长的影子。

  我当时觉得，来日方长。我们已经找回了彼此，也找回了画画。那六年都能跨过去，一句没听清的话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  所以我没有让司机停车。

  回到家以后，我把速写本重新打开，还是将那两张画分开了。我告诉自己只是怕炭粉蹭花你的线稿，也怕自己的纸压出折痕。

  暑假结束后，我还是离开了老家，在邻市重新找了一份工作。不是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职业，只是一家小公司的设计助理。每天改海报，排那些永远也排不完的商品图，被甲方要求把已经大得快要撑破画面的标题“再大一点”。第一次领到工资时，我把截图发给你，故意说自己已经正式成为大艺术家了。

  你隔了两分钟才回复。

  “先干满三个月再翘尾巴。”

  紧接着，

  “记得活动手腕，别一直坐着。”

  我盯着那两行字笑了半天，回了一个猫咪敬礼的表情。

  我们那时仍旧每天聊天。我会把画坏的草稿发给你，你总是先毫不留情地圈出问题，再在最后补一句“比上次好”。你会把漫画分镜发给我，嘴上说只是让我检查错别字，实际上连人物姿势、画面节奏和对白都肯听我的意见。

  有一回我说主角站在雨里的那格看起来太孤单，你第二天便在他身后添了一把伞。撑伞的人没有露脸，只露出一只握着伞柄的、带着虎纹的手。我把那格画放大又缩小，看了很多遍。最后随意地回你：“这样构图平衡多了。”

  你说：“嗯。”除此之外，谁都没有再说什么。

  我们很擅长这样。把想念说成作品交流，把担心说成老师的要求，把想见面说成顺路，把最重要的那句话藏进一句怎么看都不会出错的“嗯”里。

  第一个夏天快到的时候，你问我什么时候休假。

  我知道你为什么问。那时我们的海边之行还有很多没完成的事。手摇花放得太急，日落也没赶上，烈烈的事情又让我们几乎整夜都在奔波。你说过下次要早一点来，我还答应给你画一张真正像样的海。

  可我看着公司群里刚发下来的排期，先问你暑期班忙不忙。

  “忙。”你说，“新生很多。”

  “那还是算啦，我这边也不一定请得下假。”

  聊天框上方显示了很久的“对方正在输入”。

  最后你只发来一句：“等有空再去。”

  “好啊，有空再联系。”

  那天加班回家，我在便利店看见了我们以前常吃的冰棍。包装换了，价格也翻了好几倍，只有味道没怎么变。

  我蹲在路边吃完，把木棒翻过来。

  谢谢惠顾。

  其实这很正常。哪有人每一次都能中奖呢？只有小时候才会相信，再吃一根就总能抽中“再来一根”，错过的东西也总能在下一次补回来。成年人没有暑假，当然也不会有人专门站在小卖部门口，等着把自己中奖的木棒塞给你。

  我本来想拍给你看，手机举起来以后，又觉得一根没中奖的冰棍没什么好说的，那张照片最后留在了相册里。

  第二年春天，你的漫画出版了。

  快递寄到公司时，我还以为是自己买的画材。拆开纸箱，最上面是一本有你签名的样书，下面塞着未乾老师一贯不怎么浪漫的礼物：护腕、两盒铅笔、一大包我喜欢吃的零食，还有一张写着“少吃外卖”的便签。

  同事围过来问我是不是认识漫画家。我说当然，这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。

  “只是朋友？”有人笑着问。

  我也笑了。

  “不然呢？”

  这三个字说出口居然很容易，比我想象中容易得多。

  下班后，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把漫画看完。主角是一只离开故乡很多年的猫。他失去工作，弄丢画笔，觉得自己既没有天分，也没有继续喜欢什么的资格。故事里的剑齿虎没有名字，只在猫快要掉进黑白色深渊时伸出手，一遍遍叫他回来。

  你把我画得比真正的我勇敢多了，也画得瘦了一点。至少关于体重的部分，我对你的艺术加工非常满意。

  漫画末尾，猫背着画板走出村庄。那只剑齿虎留在路口，没有追上去，也没有和他告别。

  扉页上只有一行小字。

  ——给让我开始画画的人。

  我拿出手机，本来想问你，为什么故事要停在这里。我还想问，如果猫回头的话，剑齿虎会不会和他一起走。

  可是编辑已经在漫画封底写了那么多分析，读者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。作者最讨厌别人逼着解释作品，我这个学过画画的人总不该明知故犯吧。于是我删掉那些问题，只拍下扉页发给你。

  “画得真好，恭喜你呀，未乾老师。”

  过了一会儿，你打来电话。

  “看完了？”

  “嗯。”

  “有没有哪里需要改？”

  “有啊，多得很。透视有问题，后半段节奏也太快，还有主角的脸根本没我好看。”

  “最后一条不接受。”

  “喂！”

  隔着电话，我们都笑出了声。

  笑声停下以后，听筒里只剩彼此的呼吸。谁也没有挂断，谁也没有说话。

  “未乾。”我终于叫你。

  “嗯。”

  “我……”

  我想你。

  我把这三个字放在舌尖上，反复确认了很多遍。它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，也不会比同学会上那些话更难说。可我一想到你也许会因为照顾我而给出一个并不真心的回答，就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用自己的愿望为难你。

  “我寄给你的那张海，收到了吗？”

  “收到了。”你说，“画得不错。”

  “只有不错？”

  “右侧礁石的灰面太重，海平线也有点歪。”

  “臭未乾，夸我一句会死啊！”

  “但是我很喜欢。”

  你的声音很轻。我没有问你喜欢的是画、海，还是别的什么。

  那张海后来挂在了你的画室里。你偶尔拍上课照片，我总能在背景里找到它。至于你画的那两个吃冰棍的人，还夹在我那本速写本的最后一页。两幅画就这样分别待在两座城市。

  我们的消息就是从那时开始变少的吗？我已经记不清了。也许不是哪一天突然发生了变化。你有越来越多的学生，要赶第二册漫画；我换了项目组，第一次负责完整的设计案。我们都在过曾经想要的生活，也仍然会给彼此朋友圈里的新作品点赞。只是每日的消息变成每周，每周又变成逢年过节。

  我打出“最近好吗”，觉得太客气；打出“在干嘛”，又觉得太亲密。删来删去，最后常常什么也没有发。你大概也是忙吧——我只能这样猜。

  第三年夏天，我因为出差回了一次老家。远远看见你时，我还是愣了一下。你的头发比以前短了一些，没穿我记忆里的速干衣，而是换了件普通衬衫，只有倚着摩托车抽烟的姿势一点没变。我拖着行李走过去，故意咳了一声。你立刻把烟掐了。

  “不是说了没空来接吗？”我问。

  “画室正好下课早。”

  “这么巧？”

  “嗯。”

  你接过我的行李，绑在摩托车后面，又把备用头盔扔给我。头盔内侧很干净，带着晒过的布料和一点淡淡的洗涤剂味道。我没有问一个临时说没空的人，为什么会提前洗好备用头盔。

  摩托车开得和我们重逢那天一样平稳。等红灯的时候，我的手几次差点碰到你的腰，最后还是牢牢抓着身后的扶手。我已经不是那个可以借着害怕理直气壮抱住你的启诚了。

  然后你先带我去了画室。烈烈已经考上了大学，寒暑假偶尔还会回来帮忙。曾经的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墙上也贴满了新的画，只有我的海还挂在教师座位后面，画框擦得很干净。

  “怎么还挂着啊？”

  “懒得换。”

  你低头整理画具，尾巴却不耐烦似的扫了扫椅腿。我知道那是你不愿继续说下去的样子，于是也低下头，装作认真研究学生的作业。

  晚上，你母亲留我吃饭。她做了红烧鱼，仍旧一口一个“小启诚”，埋怨我这三年都没多回来几趟。你坐在旁边替我挑掉鱼腹里最细的刺，又在我准备盛第三碗饭时，很不给面子地提醒我晚上吃太多会消化不良。

  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。可吃完饭，我们一起洗碗时，手背偶然碰到了一下。我缩回手，你也移开了。水龙头一直流着，温热的水漫过碗沿，把那一秒冲洗得干干净净。我忽然明白，还是有东西变了。我们变得懂分寸，擅长照顾彼此，又害怕自己的照顾超过一位老朋友应有的范围。

  返程那天，你又骑车送我去车站。候车大厅外人很多，你把行李递给我，顺手拍平了我肩上翘起的毛。

  “到了发消息。”

  “知道啦。”

  “手腕还疼吗？”

  “早不疼了。你呢，还总是熬夜赶稿？”

  “偶尔。”

  “少抽点烟。”

  “嗯。”

  广播开始催促旅客进站。后面的人推着行李从我们中间穿过去，我们各自往旁边让了一步，刚好让出一条足够宽的路。

  “那我走了。”我说。

  “下次再见。”

  “好啊。”

  我拖着箱子走进车站。直到检票以前，我都没有回头。

  坐上车后，你发来一句“一路顺风”。我盯着聊天框，终于打下了那个困了我三年的问题。

  “未乾，那天在海边，你到底说了什么？”

  只要按下发送，一切也许还来得及。可列车开始驶离站台，窗外的建筑一座接一座向后退去。我看着那个问题，忽然觉得答案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

  如果你说的是喜欢，三年沉默早已把它消磨干净；如果不是，我又何必让我们连朋友都做得难堪。我把那句话逐字删掉，回复你：“好，你也早点回去吧。有空再联系。”

  你回了一个“嗯”。

  后来，我们……

  ---

  笔尖停在“我们”后面，墨水慢慢洇进纸里，把最后一捺染成一小团浓重的黑。

  启诚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。

  后来该怎么样呢？

  写成彻底断了联系，像是在赌气；写成多年以后再次相逢，又显得太俗套了。启诚试着想了几个句子，每一句都不好。

  桌边放着早已凉透的茶，摊开的速写本压住了信纸一角。窗外正是盛夏，空调发出轻微的运转声，厨房里则传来抽油烟机停下的动静。红烧鱼的香味穿过半掩的房门，悄悄钻进房间。

  “小启，吃饭了。”

  启诚的耳朵动了一下。

  “听见没有？”门外的人又催了一遍，“今天这日子还不按时吃饭？鱼都快凉了！”

  启诚下意识地起身，胸前的平安玉从领口滑出来，轻轻碰在桌沿，清脆的一声。

  墙上，两张旧画被装在同一个画框里。画面中的他们坐在海边吃着冰棍，线条已经有些褪色，身后的大海却仍旧湛蓝。

  房门被推开一条缝。未乾探进半个身子，腰间的围裙还没摘，脸上是一贯不怎么耐烦的神情。

  “写什么呢，叫半天都不应。”

  启诚用手臂挡住信纸。

  “没、没什么。”

  未乾眯起眼。那是他从学生时代起便会用的表情，只要盯上几秒，启诚自己就会先笑破功。

  果然，启诚先移开了视线。

  “就是……一封信。”

  “给谁的？”

  “给你的。”

  未乾走进来，伸手便要拿。启诚赶紧扑在桌面上，把信纸遮得严严实实。

  “还没写完，不准看！”

  “三周年礼物拖到吃饭前都没写完，你还有理了？”

  “写东西需要灵感的嘛！”

  “先吃饭，回来再写。”

  未乾没有强抢，只揉了揉启诚的后脑，又顺手替他合上被空调风吹得哗哗翻页的速写本。启诚站起来时，未乾已经走到门口。他追上去，习惯性地牵住那只垂在身侧的手。未乾回握得很自然，甚至没有回头。两块平安玉随着他们的脚步各自在胸前轻轻晃动，像是隔着一步，为一个无人知晓的幸运碰杯。

  桌上的信仍停在“后来，我们……”启诚没有回去补完，他心里已经有了最好的结尾。那三句话没有落在纸上，只在他心里轻轻响起。

  后来，那一夜的烟花真的停了一秒。

  后来，你说了。

  我听见了。